武汉肺炎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许多分析把今年的疫情和03年相比，来推测对经济的影响。接下来金投小编给大家介绍武汉肺炎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2003年非典时，第二季度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1.1%下降到+9.1%（第三次经济普查后数据），降低了2个点。总体来讲，对全年经济数字影响不太大，很快就实现了V型反转，中国经济也走出了1998年开始的经济低谷。

2003年 vs 2020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想根据非典经验来推测对今年经济的影响，我想了想，可能光对比当年的全国数据还不行，原因有二：

相比17年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有了长足进步，城镇化率、人口集中度、服务业占比、需要全国性协作和交流的产业比重都大幅提升，在遇到阻碍协作和交流的灾害时，受损会更严重。

全国范围的高强度警戒，从一线到农村，比03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更高。

基于这两点，塞冬觉得，在全国经济数字以外，还可以参考下当年北京的经济情况，原因也简单：

如今中国的发展进度、内陆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乃至超越当年的北京。

全国的封闭、警戒程度，接近乃至部分超越当年的北京。

我们先对比下03年北京的经济结构，然后再看看当年非典对北京的影响。

当然，一个国家 vs 一个城市，无论规模还是结构，区别都很大，但2020年的中国和2003年的北京，在很多程度上还是蛮像的：

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五成多，接近2003年北京六成的水平，对服务业的依赖度大增。

另一方面，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好的代表性大城市，其产业结构已经发展到（乃至部分超越）十多年前北京的水平。其支柱产业对全国乃至全球性大协作的依赖度大增。

2003年的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是一座极度依赖服务业（三产占比超过8成）的城市，而是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服务业。

汽车、钢铁、石化、甚至组装手机，都是当时北京的支柱产业——如今忙着疏解中低端产业和人口的北京，当时还是索爱、诺基亚、爱立信的重要生产基地，手机产量仅次于广东，最大出口品也是手机。

感受下当时的工业强市北京（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乙烯：占全国32%，省市区第1；程控交换机：占全国52%，第1；汽车：占全国11%，第2；手机：占全国20%，第2；电脑：占全国9%，第4；铁矿石：占全国5%，第6；粗钢：占全国5%，第10。

这样的产业结构，大家应该不陌生，这几年的经济明星——武汉、成都、郑州、重庆、合肥、西安等等，大都是这个路子：

以汽车+手机产业链作为新制造业龙头。

辅以石化钢铁等基础配套和刷数据产业。

再加一些外来IT公司分舵（03年的北京是外企IT分舵集中地，现在的内陆大城市是中资IT分舵集中地）。

就相当于现在我国有了很多在经济结构、人员流动、产业协作等多方面和十多年前北京差不多的大城市。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比如如今高铁的便利性、信息流动程度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整体经济发展程度比当时的北京更高。

15年前刚上大学时，同寝室有一位室友来自武汉，包括我在内其余三个人都来自小地方，觉得能生长在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很幸运。这位室友却说：“哪里哪里，武汉就是个大县城，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时的武汉虽然也是全国交通枢纽，但大部分产业、大部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还比较传统和静态，支柱产业以相对本地的工业大厂为主。全年机场吞吐量仅330万人次，不足2019年的1/8——和2019年的宜昌、南通、鄂尔多斯差不多，排不进2019年的全国前50。

而现在的武汉，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环、成为辐射范围广大的物流/服务/消费和信息中心，机场年吞吐量和2003年的北京差不多，航空以外的高铁高速则远胜。其他内陆中心城市的情况也类似。

哪怕是小地方，和当年也很不一样了——塞冬小时候所在的西部四线小城，2003年的城镇化率不到30%，意味着大部分人口还处于比较静止的准原始经济，城里的产业支柱就是几个依靠本地资源的重工业和三线军 工企业。

而这个小城现在大部分人口已经城镇化，经济工作亮点是新引进的几个沿海转移产业，旅游业占GDP比重超过10%，汽车保有量是当年的十多倍，机场吞吐人次已经很接近2003年的武汉。高铁、高速公路出行成为常态，以前几年去不了一趟成都重庆，现在周末想见个朋友吃个火锅也可以高铁跑一趟。一二线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普及，购物+吃饭+看电影+教育培训一条龙的大型购物中心遍地开花。

而在戒备和封锁程度上，下至老家小城的村镇一级，都采取了和03年北京类似的社区级封锁。

十多年前只出现在少数城市的大流通、大协作，就这样在广大内陆普及。如果说03年时老家小城更多是在电视上感受非典，和位于非典中心的北京氛围很不相同，那这次则和03年的北京一样，深度参与其中、且深度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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