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热传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到底有哪些看点？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

　　在主题为“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的圆桌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开放的态度。经济政策方面，要尽可能用长期框架看待问题，长期的经济增长动能值得重视，即结构性潜能。而短期来看，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出现反复的情况下，面对挑战，做好自己更为重要。

　　此外，对于中国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之路，如何走远走稳？与会嘉宾认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

　　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在“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哪些建议？又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重点？

　　保持开放的态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表示，新世纪以来，被认为是“后入者”的新兴经济市场去推动科技进步和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

　　与会嘉宾认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我国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共同富裕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应从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三方面综合发力。

　　黄奇帆：资本市场应更好促进科技创新

　　在主旨发言环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当前和今后，中国面临系列挑战，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上述五大困难，叠加供给、需求、预期下降，中国经济遇上比较困难的阶段。唯有改革开放深化，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激发中国这一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在这一领域，黄奇帆提出五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许多先进技术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的这些机构应争取抓住机遇。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

　　此外，在问答环节，黄奇帆指出，应对中美竞争，中国创新模式与美国创新模式具有较大差别，将面临新的挑战。创新、移民和全球化，是美国不断提升创新实力的主要因素，而中国驱动因素主要是制度、人口、全球化。

　　中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客户中心型、效率驱动型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众多互联网公司涌现，后者体现在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工程技术型、科学研究型两个层面，中国总体上取得的成就，相对欧美来说较少。

　　我国创新焦点要随之改变，由客户中心、效率驱动型转变到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型模式，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以资助可控的技术体系保证国家安全。

　　针对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方面，黄奇帆分析称，中国资本市场的应有功能，即资源优化配置、投入产出、国民经济晴雨表等功能，还未较好彰显出。应从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三方面综合发力解决。

　　一是融资端方面，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较快，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应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股市IPO刚性兑付，有进有出，有呼有吸。优胜劣汰，保持上市和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二是投资端方面，长期投资占比较低。由于A股长期高波动性，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长期资金投资意愿有限，机构也会设定股市投资比例限制。提升A股机构化程度，还具有显著空间。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等构成中国版401K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发展积累长期资本。

　　三是机构端方面，国内证券公司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待提升，行业集中度较低。公募基金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未能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未达到公募应有水平。需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在机构对股市信心、资金投资意愿提升等方面有所导向。

　　张晓慧：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结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会上表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当前我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张晓慧从两个方面展开阐述。一是当前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力。自古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持之以恒探索，以科技发展来谋求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出现多维度多层次分裂态势，政府越来越多将矛头外移，不断对中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技能力提出质疑。中国将会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反制力量。

　　同时，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当前我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科技发展速度虽快，但整体水平仍有差距，也还有一些重要系统性和机制性问题不可忽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科学知识缺失，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造成认识科技能力较差。第二，从功利角度去看待科技，科技在体制内的地位相对较低。第三，资本和科技条块分割，既缺乏长期稳定的资本来源，同时也缺乏科技和资本相结合的模式机制。四是资本过度膨胀，失去为科技服务的社会目标，脱实向虚趋势比较明显。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张晓慧指出，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作为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后发国家，目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还处在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当前推动科技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还是财政资金，资本与科技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甚至偶尔出现相互脱离的倾向。

　　此外，张晓慧表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美国的经验是重要的借鉴。科技创新目前面临重大挑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引导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特别是参与基础研究方向的投资，实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薛澜：中美需尽快建立对话机制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在会上表示，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处理好会对国际经济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处理不好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需要进一步找到更为合理的框架和方式来实现管控。

　　过去40年间，中国科技领域取得巨大进展。薛澜认为，得益于持续的科技研发投入，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取得较快进步，如科学论文发表数量排在全球第一，专利申请也实现全球领先等。

　　同时，薛澜指出，相对全社会研发投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远远不足，将近80%来自于企业的投入，而企业投入更多表现在产品的开发方面。过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通过国际合作、购买专利的方式来促进。改革开放在科技合作方面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他进一步表示，我国科技领域在取得巨大进步的背后，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顶尖论文的数量，与美国差距较大；在很多关键领域，如半导体，卡脖子现象比较明显等。中国在科技领域还可做出更大贡献。如何管控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问题，当前的一种框架为：一是科技创新领域进步会加强国防的能力；二是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创新领域，薛澜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首先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沟通，尽快建立对话机制；要有合理的框架来进行管控，不要让竞争走向极端；要把竞争的边界厘清，避免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降低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加强对双方有利方向的合作，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

　　鞠建东：确保中国技术的市场份额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在会上表示，打破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培养中国本土技术的竞争力，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打破国际技术遏制的政策方面，建议国外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30%。

　　鞠建东认为，渐变型技术与突变型技术截然不同，是通过对旧技术的更新迭代且逐渐积累实现的技术创新，如芯片技术。推动科技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借助“创新-规模”循环：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利润。

　　他进一步分析称，美国的技术遏制与循环中断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打击敢于和能够挑战美国技术垄断的企业。二是在核心技术世界（包括中国）市场上保持美国垄断，卡断中国技术的升级路径。

　　打破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培养中国本土技术的竞争力，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层面，鞠建东提出，国外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30%。

　　因此，货币产业政策方面，鞠建东建议，今后10年，每年通过货币产业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投入2万亿元，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增加1%的GDP增长率。

　　彭文生：促进平台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即中美关系。当前，中美两国正面临竞争和脱钩比重加大的问题。

　　彭文生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美科技领域合作的实质，与中国的规模经济有关。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制造业产业。美国在前沿领域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引入到中国市场，发挥规模效应，快速降低成本，实现商业化应用，美国企业获得更多资金进入下一轮创新，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和模式的学习。全世界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低成本新产品的美好模式。

　　针对如何应对科技竞争挑战，彭文生认为，应利用好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这是最大的优势。

　　一是强调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金融要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但金融和实体在企业的层面是分开的，即产融分离。产融结合在实体层面，在政府担保引入竞争性领域，使得一些享有市场势力或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获得不规范超额收益。因此，金融必须持有牌照经营，且接受严格的监管。

　　二是实体层面，处理好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反垄断主要聚焦如何促进创新，促进平台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甚至通过监管的要求，达到最低科技研发投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