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厂掀起“反贪风暴”（网络反贪）

　　导语：当一只蟑螂出现时，实际上房屋里已经有无数只在暗中活动。从贪污腐败、组织管理再到价值观制度，大公司病症正在渗透进大厂人才体系的方方面面。

　　“腾讯的问题，百度也有，而且内部腐败问题吓死人。”12月末，李彦宏在全体员工内部直播会上反思了百度（NASDAQ:BIDU）发展的掣肘。

　　这是近一个月内，互联网大佬第二次将内部的腐败问题放在台面上说。

　　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阿里巴巴（NYSE:BABA）的人事变动表明了态度，十八罗汉之一的蒋芳担任集团CPO，这位反腐女王积累过不少战绩，入职23年将7名高层送入狱。蒋芳回归一线也代表了阿里巴巴对内部腐败的重视。

　　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流传着一个“2万人诅咒”，指的是大公司的员工数超过两万人之后，人均业绩、公司氛围、执行效率都会朝负面发展。

　　近两年，互联网公司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诅咒，它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核心业务增长放缓，新业务还难以扛起增长重任。在经过长达一年的降本增效后，各大公司的领航者不得不审视冰山下的其他问题。

　　“审计部就像神秘组织”

　　对于入职互联网公司仅仅一年的李超来说，公司腐败消息传到他这一环时，基本已经接近事件尾声。

　　据李超回忆，离他最近的一次公开通报发生在采购部门，当事人与供货商私下签订阴阳合同，导致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涨了5%，有一部分油水藏进了采购人员的口袋。

　　由于涉及的金额不算大，当事人与部门总监又是亲戚关系，最后的处罚结果是补缴两倍罚款，从公司总部调往偏远地区。“在事情昭告天下的那一刻，他的职业生涯基本宣告结束，以后很难重返原职。”

　　在一次饭桌上，公司的审计人员不经意间向李超提起过一条线索：对方出差没过多久就多了一辆车，他们的下一步工作就是找出更多蛛丝马迹，证实该员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他们不会说具体是谁，也不会给我们看证据，只是透露捕风捉影的信息。”李超说道。

　　在大多数员工看来，审计部门就像是一个神秘组织，能从细微的差别中挖出员工资金的动向，能使用技术手段监测员工的互联网使用痕迹。

　　突然换上贵价名牌包、搬进新房子，或者入职不久便离职的员工，都可能被列入重点观察对象。

　　从大厂离职当天下午，亚楠就被前东家紧急召回，在处理交接的过程中，她把公司电脑上的文件复制到了网盘上。虽然文件内容与大厂机密毫不相关，但她还是被审计人员盯上了，对方要求亚楠当面彻底删除文件。

　　林峰在大厂做过四年监察人员，他的工作内容是找到可疑员工的贪腐证据，包括银行流水、酒店消费记录，他所在团队成员通常从事过公安、反贪等专职调查人员。

　　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90%的腐败员工会如实招来。对于反贪部门来说，案件涉及的金额越大，他们能拿到的返点越高。

　　“一般是10%的比例，所以很多反贪人员专门挑金额大的入手，对一些基层员工的额外收入一般管得比较松。”

　　地推、采购是贪腐高发地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公司不断拓宽边界，形成了一个个巨无霸集团，而企业在忙于论功行赏时，经常会忽略很多问题。当公司遇到瓶颈期，创始人也开始注意到拖累公司的蛀虫。

　　国际知名的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曾估算，贪腐所涉及的金额能吞掉一家公司总收入的5%至7%。

　　各大互联网公司牢牢占据着巨大的流量入口，在供需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金钱输送难免会成为一个隐形的通道。因此，与第三方接触较为频繁的地推、采购部门成为互联网腐败的高发地段。

　　在大厂员工玛丽的印象中，曾有一个负责APP上线审批的员工，他的额外收入便是从APP团队中收取一部分中介费，灰色收入超过了日常收入的40%。入职不到两年，对方就在一线城市买了一套房。

　　“大促期间的品牌审核上架是个聚宝盆，一个品牌能刮走1-2万元，新品牌入驻的油水更多，一线人员能拿到的收益起码翻倍。”玛莉坦言，在各个环节捞上一笔成为部分员工的揽财手段，“即便东窗事发，内部员工也不会觉得惊讶，因为在大厂里已经是平常事”。

　　“早期扩张阶段，即便察觉了一些腐败问题，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也看对方创造的价值，如果情节不严重，一般的操作是秋后算账。”在玛丽看来，被全员通报的只是少部分，占大厂比重最高的“虾兵蟹将们”也在管理的宽松期趁虚而入。

　　根据36氪报道，曾经的生鲜巨头呆萝卜公司总部每月有9000多万元的采购支出，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体制监督。

　　一位在处于风口行业的员工透露，由于公司还没形成出差、对接客户的统一标准，员工在外花钱经常大手大脚，私人聚会也能交给财务报销。

　　李超自称还没潜入大厂的深水区，手上尚未沾染不干净的钱财，全靠一个个项目积累经验，而部门负责人经常动起项目奖金的主意。

　　有一次，李超和部门leader负责一个项目，为了能赶上工期，他连续加班15天，最后自己只分到了500元的奖金，他才意识到大部分油水都流进了部门负责人的口袋。

　　无奈之下，李超向公司审计反映，给出的处理方式是尽量在部门内解决，不用把事情扩大化。不过，从审计人员的回应中，李超隐隐觉得和他有着相同经历的大厂人比比皆是。

　　怨气和不甘自然在基层蔓延，侵蚀着大厂员工的战斗力。“中层领导的收入要比我们高出很多，但他们又想在其他收益里继续分一杯羹。长期下来，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归属感会逐渐被消磨掉。”

　　李超离开大厂的原因在于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不均衡的项目奖金是众多导火索之一。“公司处于初创期，有能力的员工很容易被看见，现在组织关系变复杂了，不是顶级天才，就只能干着最普通的活。”

　　学会站队，精通PPT比能力更重要

　　当一只蟑螂出现时，实际上房屋里已经有无数只在暗中活动。从贪污腐败、组织管理再到价值观制度，大公司病症正在渗透进大厂人才体系的方方面面。

　　重回一线的刘强东把火力集中在中高层，痛批道：“拿PPT和假大空词汇忽悠我的人就是骗子。”“有人写了精美的PPT在会议上汇报，但业务的真实情况远非PPT呈现的那样。”

　　任正非也看到了中高层管理团队的松懈和散漫。

　　他曾公开反思：“以前华为末位淘汰的全是员工，每个月把员工干掉10%，后来发现根本没有用，真正要淘汰的应该是干部，后来华为每个月淘汰10%不合格的干部。这么做之后，团队的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此，潇潇深有体会，她所在的公司不算头部大厂，但是所有人都把PPT做得好看当作保住岗位或者升职的万金油。只要突出数据增长、用精美的词汇和概念包装一下，绩效考核一定比埋头干活、不会营销自己的员工高。

　　“有的领导一周下来不知道在忙什么，却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向上汇报工作。”潇潇说道。

　　大厂的焦虑也表现在CEO日渐频繁的内部信，人员变动的背后是一批人的职场沉浮，被提拔到前台的一把手，自然更青睐把重要角色安排给“自己人”。

　　在某大厂工作超过4年的梦婕，已经做到了中层技术官，管理着近30人的团队。“越往高处走，考验的一般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会做人的能力，一些专业素质不够高、能吹彩虹屁的反而站到了前台。如果站错队了，很容易被边缘化。”梦婕说道。

　　梦婕自认为工作能力处于顶尖段位。升到团队一把手后，梦婕盘活了公司新推出业务的数据，让她没想到的是，过硬的专业实力不能保证她在职场上步步高升。

　　高层有意扶持团队的二把手，等待梦婕的可能是权力被架空，继而远离职业晋升通道。

　　制度能否战胜人性？

　　在互联网大厂的贪腐漩涡中，有全身而退、金蝉脱壳的员工，也有锒铛入狱的高管。

　　2010年，阿里巴巴成立了廉政合规部门，只向集团CPO汇报，廉政调查上不封顶。蒋芳则是阿里巴巴的反腐女王，马云曾对她许诺，可以查公司任何人，包括马云自己。

　　成立一年后，阿里巴巴B2B商户欺诈事件被曝光，“中国供应商”签约客户中有2000多家涉嫌欺诈，近百名员工为追求高业绩，明知对方是骗子也会签约。

　　该事件的处理结果是B2B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引咎辞职，人事资深副总监邓康明辞去集团CPO。

　　此后，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加入反腐队伍，华为新增六大机制，小米（HK:01810）成立三部三委，京东（NASDAQ:JD）制定三项反腐基本原则和“三不”反腐机制。

　　2017年，由京东倡议，联合其他大厂组成了互联网反腐联盟，一个员工因为贪腐问题被开除，会被传到黑名单，其他大厂一律封杀。

　　不过，互联网大厂的一系列措施很难堵住员工们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

　　阿里巴巴B2B事件曝光没多久，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因为贿赂罪被判刑。

　　2022年1月，腾讯在公众号阳光腾讯公布了过去一年的内部反舞弊事件情况。2021年，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并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50余起，近70人因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1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尽管互联网大厂纷纷加固了反腐的藩篱，但只要还有业务处于拓展阶段，就会有诱人的利益和可钻的漏洞，刀口舔血、触犯红线的员工也会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