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增长点在哪（世界未来经济增长点）

　　下一步世界经济走势如何？中国经济又有何展望？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办，本届主题“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邀请到21位来自全球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围绕四大圆桌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需保持动态经济发展增速，加快对外开放进程。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要加快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提出，我们要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提到，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目标，提高人均寿命和人民福利水平，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资料图 图据 图虫创意

　　李稻葵：

　　保产业链就是保住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的经济目前碰到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疫情反复的挑战，应对好挑战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最好的方式。

　　李稻葵

　　李稻葵强调，当前抗疫的另一大关键在于保经济。保生产线、保产业链本质上是保住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如果我们能把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相当于未来每年的增长能增加0.1%，由于消费和经济基本同步，也就是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人均寿命能够增加6天。所以要保住生产链。不能只看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明天的生命。”李稻葵说道。

　　李稻葵表示，疫情来了后很多消费下降，不仅是因为网购阻滞，还因为很多百姓收入下降；收入下降之后消费下降，这种消费下降有历史的惯性。

　　 “我们做了个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会有心理的阴影。比我们年长的人或者父母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有同样的收入水平，消费却比我们低多了。” 李稻葵表示，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要产生心理的阴影。”李稻葵说道。

　　林毅夫：

　　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开放的态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表示，在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之时，中国应竭尽所能避免战争，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开放的态度。

　　林毅夫对中国接下来的战略谈到两条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第二条建议是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

　　林毅夫

　　林毅夫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接近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但是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增长速度会有8-9%。中国已经是全球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庞大，与此同时中国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等，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中国应该变优势为宝，使它能够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林毅夫还建议，中国积极保持开放，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实际有5-6%的增长还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占到每年全球增长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中国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每一年继续给全球的增长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

　　“中国不仅仅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70多个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所以对于全球90%的国家来说中国要不然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要么就是第二大，贸易是双赢的。”

　　余永定：

　　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建议考虑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

　　余永定提到，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积累了超3万亿美元储备，超过了外汇储备充足率的要求。

　　然而，外汇储备收益率极低，在海外资产中外汇储备的比重过高；外汇储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借”来的而不是“挣”来的，因而一部分外储的融资成本很高。正因如此，尽管中国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投资收益却是负的，这与美国成为鲜明对比。

　　 余永定

　　“对于存量而言，很多事情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但在流量方面，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他说。

　　对于存量的中国海外资产调整，余永定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分散外汇储备的币种；二是中国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例如通过股权方式投资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三是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

　　在余永定看来，可以考虑八类政策调整海外资产流量，包括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尽快取消过去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少购买美国国债，多进口美国产品；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增加海外投资形式；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要小心债务陷阱等。

　　刘世锦：

　　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要换技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刘世锦表示，可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挖掘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表示，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要换技术，实际上是技术的系统性替代，用低碳、零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最初会面临很大压力，在面临压力之初可能想回避，但最终会发现无法回避，进而给创新提供重要诱因。从人类历史上看，很多进步也是因为遇到危机，最后逼出了变革，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创新也是这样的关系。

　　刘世锦

　　“一旦创新出现并且形成势头，人们会发现，这些绿色创新除了能够实现减碳之外，还产生了更多的附加好处或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超出原来的预期。”刘世锦认为，新能源汽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具有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等特点，推出新能源汽车最初是为了减碳，但最后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极大地超出预期。

　　刘世锦表示，这种创新能极大地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价格偏高，有绿色溢价。但随着创新竞争加剧，价格下降，一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光伏发电，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认为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刘世锦表示，绿色技术要开放，开放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

　　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编辑 陶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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