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避免的“大断裂” 断裂强度越大

　　弗朗西斯·福山的《大断裂》于2015年在国内翻译出版，我买的这本已是2020年第6次印刷。

　　本书旨在指出后工业时代西方社会中凸显的一些问题——主要指向西方社会资本的急剧流失。社会资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人们通过密集和广泛的社会交往形成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精神等等，是民主有效运作的基础。

　　全书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一种“大断裂”的现象，即社会资本在消亡；第二部分论证“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根基——道德；第三部分则探讨如何改变现状。

　　“大断裂”——社会资本的流失

　　二十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出现一些当时学者普遍忧虑的问题。例如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负增长；结婚生育的比率也在减少；离婚率飙升；三分之一的美国新生儿为非婚生，北欧的这一比率则超过半数；调查数据显示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等等。

　　福山敏锐地提出，这个更加复杂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除了给人们带来各种福利，也对社会和原有的道德生活进行了解构。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更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颠覆了原有的家庭模式。“个人主义”文化的兴起，削弱了家庭、团体、国家的凝聚力。强调个人“无拘无束”的感觉，强调个人自尊的基调基础上，一系列运动由此而发——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权革命、同性恋权利运动等等。这些都对原有的社会规则构成了挑战。福山忧虑地指出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极强，它会导致社群的丧失。

　　并不是所有的共享价值观都会形成社会资本，能够带来社会资本的价值观必然要含有一些“人类的美德”，例如诚实、守信、互惠等。有些社群共享的价值观不是如此（一些黑帮文化），那么必然带来混乱。

　　既然要判断存在“大断裂”，那么就势必涉及对社会资本的度量问题。如何测量？福山提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间接测量方式。一种是正面的测量，调查信任度和价值观等；另一种是负面的测量，调查犯罪率、家庭破裂、吸毒、诉讼等等。福山在本书中引用了大量这两方面的数据，并根据这些调查数据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忧虑地提出可能存在社会资本流失，社会有向失序滑落的风险。

　　是什么原因导致“大断裂”的产生？福山探讨了可能的四种原因：贫困和不平等、财富的增长、错误的政府政策、文化转变导致。但福山经过思考，认为这些原因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大断裂”现象。他试图从人口、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综合解释上述现象。

　　福山先回顾了关于犯罪率上升的各种研究，接着回顾了关于信任度的研究。从这些现象中，福山将女性的作用重点提炼了出来。的确，从60年代开始，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发达国家被广泛接受，有人认为这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

　　福山描绘出的“大断裂”，他认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可能会引发社会保障的风险；还可能会带来亲属关系的衰弱，削弱社会凝聚力；家庭破裂给后代造成的成长创伤等问题；犯罪率高，不利于社区稳定和社区交流；总之，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频率下降，社会资本流失。

　　这种大断裂是不是可以避免呢？福山认为可能无法避免，文化差异可能延缓“大断裂”，但无法避免它的到来。福山具体用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国家低犯罪率、核心家庭比较稳定、非婚生育率较低，看上去与西方的“大断裂”表现很不一样。他进而指出日韩女性就业率较低，工资也较低，日本在1999年时还没有完全准许避孕药的使用，日韩女性为孩子养育投入大量精力等等。其中可以看出文化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力，但作者认为迟早会发生冲击。文化的特点就是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尽管比较缓慢，但“虽远必达”。

　　如果今天发生的一切，令你感觉“不爽”，那么你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人类文化就在千千万万个个体的调整行为中悄然发生变化。所以要理解“大断裂”，就要理解“人性”，理解“道德”。

　　社会资本的根基——人类道德

　　于是，福山转而去讨论了“论道德的谱系”。他提到了哈耶克的“扩展秩序”，人类社会的秩序可以来自于等级（阶层、正式、理性），也可能来自于自发（非正式、非理性）。于是，福山将秩序的来源进行了四个象限的分类，并分别讨论了某些现象和某些学科在秩序象限中的位置。例如，正式法律属于“等级”和“理性”的象限；市场属于“自发”和“理性”的象限；乡野习俗属于“自发”和“非理性”的象限；宗教组织属于“等级”和“非理性”的象限。

　　之前的学者们对人类行为（文化）的理解，倾向于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文化驱动的影响。人们本能地厌恶“人生而有别”的观点，那时还不讨论生物学上人类的差异。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讨论生物学与人类行为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新生物学认为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并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么大，不同的文化体现了共同的社会需求，而这些需求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物学原因。当然，福山要表达的也不是生物决定论，而是一种交互作用，更加平衡的文化形成观。新兴的进化生物学其实更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人而非经济人的假设。人类的基因中其实是同时写入了“合作”“利他”与“竞争”“利己”的。

　　作者讨论了60年代以来，政治（国家）、经济（企业）等方面等级制的衰落，网络时代，随着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原来的等级显得不必要，并且是增加交易成本的，于是组织开始出现扁平化的趋势。但为什么还会出现类似“硅谷”这样的产业集中地呢？除了宽带和网络，人们的社会联结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其他东西？

　　福山试图思考自发秩序和等级制的边界在哪里，其实换个词语，不就是在讨论“市场”和“计划”的优劣范围吗？

　　福山提到了市场的不足（自发秩序的不足）：规模不足（可能没法集中力量办大事；互联网可能可以帮我们将原来规模不足的缺点弥补一下，但随之而来的数据安全问题又会出现）；边界不清晰（不知道谁算自己人）；需要有重复互动的场景（不然人们可能不会约束自己）；需要分享共同的文化；无法解决其分享的共同文化是否正义的问题（当然，对某文化能否进行正义与否的判断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缺乏透明性；坏选择的顽固性。

　　尽管网络时代，组织扁平化的确发生了。但扁平化的组织运转是需要社会资本的，而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则往往依赖于领导魅力、金字招牌的等级制。因此，等级并不会很快从组织中消亡，因为人性中有喜欢“高高在上”这样的内心需求。对地位的追求，是根植于人类情感系统中的。福山认为等级制对于纠正和弥补自发秩序的上述缺陷和局限是很有必要的。等级制的好处至少体现在：通过立法来创造规范；为平稳市场创造条件；领袖魅力可以制造更多社会资本等。

　　福山认为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天然和自发性来源，在网络时代，人们的文化道德观念也会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持续演进。

　　如何重建社会资本

　　福山用流畅的文笔和各种举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促进了道德行为，又伤害了道德行为。福山认为社会资本不是公共产品，它是自私的个人出于长远利益创造出来的，虽然不是公共产品，却充满了外部性（对广泛的社会有许多有益的溢出效应）。

　　社会资本并不是仅可以由私人部门创造，政府（公共部门）同样可以创造社会资本。福山用“亦敌亦友”来形容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例如，教育体系，在创造社会资本中起到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但福山也指出，政府也会是社会资本最大的破坏者。

　　福山在最后的部分指出，“大断裂”不是60年代以来的独特现象。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的“大断裂”。如何解决“大断裂”的问题呢？书中提到两个方向的可能答案：

　　第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案。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会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

　　第二是自上而下的方案。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

　　事实上，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案的确发生了。导读中，刘瑜老师提到美国在9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以新的方式密集结社。社会资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转型了。

　　读罢这本书，不由地想，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是“自我主义”，还是将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即“人本主义”。如果是后者，个人主义的兴起，其实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不相悖，而是会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