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令背后京牌黑市 16万结婚过户中介称10天到手

交通部门数据显示，随着北京市汽车保有量的递增，至少从2015年开始，北京市就已经开始减少小客车指标数。2018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数量由2017年的15万减少至10万，其中新能源指标保持6万，燃油车指标由9万个减少至4万个。

指标递减，意味着摇号难度增大。2018年6月，中签难度达2031：1，2018年底为2280：1，2019年2月，这个数字变成2367：1，而到了今年10月，难度增加到2679：1。

北京实行外地车办理进京证的政策后，刘丽就得每周前往白庙检查站办证。“每周五晚上去，站里乌泱泱都是外地车，要排两个小时的队。时间久了，队伍里还出现一些黄牛，专门收费替人排队。”刘丽每次都选择凌晨12点赶过去，这样进京证期限就能往后顺延一天，自己也能多开一天。

提起外地车的不便，刘丽也深有体会。“有时候忘记办证，或者证过期了，又赶上急事儿，就只能硬着头皮上路。”她笑称，运气不好就会被执勤的交警拦下来，扣分、罚钱，每年都要经历几次。

无奈之下，刘丽去年租了个京牌。

“一年租金一万，还要时刻担心别出车祸，生怕跟标主承担连带责任，搞不好就吃官司。”朋友的遭遇加剧了她对租牌的担忧，“朋友花7万租了个京牌，协议使用20年，去年她想退租，却联系不上标主了。退不掉也带不走，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刘丽的担忧不无道理。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迎迎告诉记者，因京牌租赁产生的纠纷案早有先例，“标主和车牌使用者双方都要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租赁者会面临不必要的损失。”

隐患：涉京牌买卖诈骗、纠纷频发

事实上，除了租赁风险，“京牌交易”的背后还有着重重隐患。

今年9月，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迎迎侦办了一起涉及京牌的刑事诈骗案。被告人徐某对外谎称自己能通过“关系”帮他人获取京牌、京户甚至找工作，明码标价，甚至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一年时间诈骗金额高达300万元。

刘迎迎介绍称，19名受害人中，有12人是因购买京牌被骗，其中有人一次性为亲朋购买6个京牌，被骗42万余元。“受害人大多都是被告人的熟人或朋友，还有一些看到她发的宣传广告的人。”

让刘迎迎感到意外的是，在回访时，多数受害者都不愿详谈自己的受骗经历，“他们知道京牌交易是违法行为，但是都抱着侥幸心理。”

无独有偶，今年10月，一起通过假结婚过户京牌产生的民事纠纷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据审判长陈扬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结婚过户”引起的纠纷案例。

原告蒋某与被告王某原本不相识，因为要将手中的京牌过户给对方，两人去年5月登记结婚。陈扬法官称，双方均是再婚，结婚草率，婚后也未共同生活。案件审理时，被告王某坦言，双方结婚的目的就是转让购车指标，双方谈好婚后女方给男方转让购车指标，登记结婚后不久，女方提出涨价，两人没谈妥，部分指标没成功过户。

之后，原告蒋某就起诉离婚。陈扬法官称，据原告蒋某陈述，她的客车指标来自于其背后老板，她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别人办理结婚过户，以此换取报酬。由于近期进京证政策的实施，老板觉得“亏了”，就坐地起价，让她起诉离婚。

后经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并非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未能建立夫妻感情，故支持原告离婚请求。

陈扬法官称，类似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两年数量也高于往年，但多是调解解决。她也提醒，虽然是假结婚，但在民政局登记后，双方婚姻关系是存在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都有可能在离婚时被对方处分。

陈扬表示，按照法律规定，车牌因供生活使用，不能用于牟利活动，包括租赁买卖等。针对结婚过户这种行为，有关部门有权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针对此案，该院也打算联系有关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文中刘华、孙鹏、小陈、刘亮、刘丽均为化名）